爷爷的复健很顺利。住院两周後转去复健科，一个月後就能拄着四脚拐，慢慢地在骑楼底下走几步。医生说恢复得很好，是家属照顾得用心。
「家属」这个词，我心虚地想，其实有一大半，该记在江迟头上。
这一个月，他把青石街的案子和照顾爷爷的事，两边都扛了下来。他自己瘦了一圈，眼睛底下的青黑像洗不掉。我看不下去，开始每天煮饭给他——不是墙洞递咖啡那种，是正经的、摆一桌菜的那种。饭桌上多了一个人的碗筷，爷爷笑得合不拢嘴，天天「不小心」把好菜都夹到江迟碗里。
某个周末，江迟说他要回台北一趟拿文件，走之前把住处钥匙塞给我：「帮我一件事。我书桌上那叠老街的结构图，周一要用，你帮我找出来，放门口，我回来拿。急件。」
「你自己的房间，让我进去翻？」
「你又不是没进去过。」他说，「小时候你翻我房间翻得b自己家还熟。上次还把我的漫画偷走三本。」
「那是借。」
「借了二十年没还。」
他走了。我拿着钥匙，走进隔壁那间我小时候熟得不能再熟、却已经十年没进去过的房间。
推开那扇门的瞬间，一GU很淡的、属於他的气味迎面而来——木头、咖啡，还有一点点旧书的味道。这间房，我小时候闭着眼睛都能m0进来。可是十年过去，物是人非。墙上的海报换了，床换了，书桌换了。只有窗户的位置没变——那扇正对着我家後院、二十年前我们隔空丢纸飞机的窗。
房间不大，收拾得很整齐，一如他这个人——桌面、书架、床铺，每样东西都摆得方方正正。书架上是满满的建筑书和一整排的工程档案夹。窗台上，放着一瓶弹珠汽水，是夜市那晚我塞给他的其中一瓶，他一直没喝，留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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